前几天路过报刊亭，上面这幅乍一眼看上去像现代艺术的图样从周围花花绿绿的杂志中脱颖而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9月21日《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描述了从1850年到2018年全球温度相对于的1971年到2000年的平均温度的差值。

巧的是，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朋友圈在伯克利的同学发 Climate Strike 现场的照片。有趣的是，这场涉及全球 2000 多个城市的活动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或许部分是因为 strike 对应的那个中文词汇在微信已经成了敏感词，在搜索栏没法搜出任何东西。

有人说，气候变化是西方国家的阴谋，是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人说，气候变化还没有被完全证实，采取措施前还需要观望。我不是学气候的，没法回答气候变化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不过就我看到的文章和生活体验而言，我的心证是它大概率是真的。

今年 6 月的某一天，我出去买东西吃。踏出门的那一瞬间，我就被热浪击退了，脑海里只浮现出把烤箱扭到 320 度、时间设定为5分钟，然后烤箱上下两根金属发热器被加热到通红的画面。虽说北京的夏天一直都不是那么令人舒适，但是这种让我怀疑臭氧层是不是穿孔了的强度的暴晒我还是头一次见。后来看到凤凰网报道才知道，今年夏天北京气温又创新高了。

我借了同学的自行车，匆匆骑去吃饭，匆匆吃完饭，又匆匆骑回来，躲进了有空调的房间。显然，面对这样的天气，我是有「退路」的人。只消按一下遥控器，外面的温度就此与我无关。然而在这座拥有 2154 万人口的城市中，还有许多许多人是没有退路的；在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还有许多许多人是没有退路的。

先前看到过一篇文章研究的便是被热浪杀死的中国人。他们大量分布在城市和农村，经济条件较差，居住环境较差，并且——非常有可能——是体力劳动者，被迫在无空调的环境下（工地或农田）工作，直接暴露在酷暑之下。热浪很少会直接杀死人，但是热相关的疾病会：高温导致中暑、热中风、传染病以及其他慢性病，进而显著增加死亡率。一个直观的数据是，日均温度每上升 1 度，中国居民非意外死亡率就上升 2 %。

面对气候变化时底层人民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不仅仅体现在不断升高的温度中，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它弥漫在雅加达的洪水，美国东海岸的飓风，高纬度地区减产的渔场——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中。

二十世纪的人类文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过去两千年人们不敢想象的奇观纷纷实现，社会在两次工业革命引擎的轰鸣声中高歌猛进；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经济不平等同样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全球前 1% 的家庭占有了大部分的财富，底层的劳动者每天为生计挣扎，中产阶级则无时无刻不生活在阶级滑落的恐惧中。

气候变化反映并放大了这种不平等。在这个模型中，风险和收益被不平均地分配：承担气候风险的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而获得收益的人却不需要承担足够的风险。气候变化之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首当其冲，比其他阶层的人要面临更大的风险。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和工作条件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暴露在风险中，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抗风险能力较差。

所谓抗风险能力的一个庸俗化表达就是没钱。如果你有钱，你便可以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那么热浪带来的疾病便不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你有不止一处房产，那么飓风摧毁其中一栋虽然会让你蒙受损失，但不至于陷入经济窘境；如果你能支付更高价的食物，那么气候异常带来的粮食减产就不会给你带来太大困扰。

然而对于经济能力较差的人来说，气候变化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意味着壮年劳动力的死亡、家庭的破产和孩童的饥饿。与金融学那句广为流传的「风险越大，收益越大」的口号不同，在这个场景中，承担风险的底层人民并没有获得成比例的回报。相反，大量的利润被企业和资本巨鳄们攫取，而这些利润提高了他们抗风险的能力，从而降低他们积极应对气候变暖的意愿。这很好理解：当恶果是由全人类承担而收益大部分归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当然没有动机去改变现状。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不管怎样，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确实改善了我的生活、提高了我的收入，气候变化又能怎样呢？首先，在一个劳动收益率低于资本收益率的世界里，除非你是资产阶级，否则你获得的劳动收入相对于企业获得收益来说是不成比例的（disproportionate），而你们在气候变化面前却是平等的，因此这种风险-收益的分配有失公正。其次，应对全球变暖并非要求社会退步到工业革命以前——虽然有极端分子确实是这么主张的，而是要求改变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气候问题的规模和后果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牵扯到许多国家的利益，因此也让它更难得到解决。在传统的环境问题中，政府的强力干预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的负外部性问题。然而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这样的国际间的强力政府是不存在的，而各国之间近乎囚徒困境的博弈也使得合作的难度大大提升。

《经济学人》给出的解决办法是适应新环境（adaptation）和碳排放政策。一方面修建海防堤坝、海水蒸馏厂和抗盐碱作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严格的碳排放政策，通过市场机制使得资金流向清洁能源领域，同时在政治上鼓励年轻的政治活动家唤起政府和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合作。

我想起之前看到一篇评论，说中国学生就不会因为气候变暖而上街，因为当那些西方国家的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时候，中国学生在默默种树云云。种树固然是好事，然而更需要注意到的是，气候变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科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有深远政治经济影响的议题，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我们的生产与分配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态度。有些东西不仅仅要在荒漠中解决，更需要在工厂、在街道、在办公室、在代议机构的辩论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