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er Brodsky, Palace of Overall Prosperity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节选自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12日的讲话[0]

见引于《人民日报》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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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 2020 年 3 月 1 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生效的日子。该规定的内容,从其标题便能猜出七八成。有意思的是,今年的二月有二十九天,意味着《规定》生效前的世界「凭空」多延续了一天。按照某种世界观,校准星象其间的日子是「日历之外」的日子,其间发生的任何行为都不会被记录在案。在这一天人们会带上面具,为所欲为:宽恕仇敌、背弃誓言、犯下罪孽,直到高级神职人员宣布星象校准完毕。历法随后更新,大家回归正常生活。校准后的第一天便记作新的一年的第一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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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对这么一件事不必大惊小怪:这些内容,其实早就在实行了,如今只不过是用法律法规固定下来,强调一下而已。但所谓「虽假而愈于不能」[2],先前好言核心价值观(其中便有「liberté」一项),对这种问题大体上是「心照不宣」;如今则是堂堂正正地创设了法律依据,从今以后此类行为便成了「依法治国」。这么一看,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分晋,至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赵、韩、魏三氏为诸侯,期间相差五十年,司马光以后者而非前者为战国之开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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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1984》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零花钱少,读了一遍便急于脱手,换成现金。时至今日,在加拿大某处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某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还堆着一沓书,就是当年「典当」给同学的质押品。如今小说的细节大多已经忘记,唯其中提到的一本虚构的书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书的名字叫《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托名作者为戈尔施坦因,地下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书里面描绘了奥威尔的世界中 20 世纪的走向,解释了当前大洋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其中提到说,

只有四种方式能让统治集团失去权力:要么被外部势力征服,要么其无能的统治使得群众造反,要么它容忍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群体出现,要么它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愿。

在分析完为什么前两种情况在奥威尔的世界里不可能出现之后,戈尔施坦因得出结论:大洋国的统治者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教育问题。让自由主义思想和怀疑主义思想永远不会出现,让与外部敌人的战争和对内部敌人的仇恨使人们团结一致、情绪高昂;而对于有天赋并且心怀不满的人,则由思想警察去处理他。

考虑到大洋国的制度安排和小说情节的走向(作者似乎暗示连所谓的「反对派」都根本不存在),我觉得有理由相信在那个世界中,人们会永远按照那种方式生活下去。无尽的表演性质的战争、永远短缺的物资、无时无刻不在的监视、无处不在的老大哥。还记得合上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沉重的感觉。 

许多年后,我(非常讽刺地)从弗朗西斯科·福山那里学到了我苦苦寻觅的那个表达:「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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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转发了布莱希特的一首诗,叫《将军,你的坦克是一辆坚固的车》,说一位将军有坚固的坦克和轰炸机:

但是它有一个缺陷;Aber er hat einen Fehler:

它需要一个技术人员。Er braucht einen Monteur.

将军,人是很有用的。General, der Mensch ist sehr brauchbar,

他会飞,他会杀人。Er kann fliegen und er kann töten。

但是他有一个缺陷:Aber er hat einen Fehler:

他会思想Er kann denken. 

确实是一首鼓舞人心的诗,但我个人对其传达的观点则不抱什么乐观的态度。人能不能思想,是一个教育问题;往哪个方向思想,也是一个教育问题。把任何一种思想拆开看,无非事实、价值、推理三个部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谁能控制他人所接触的事实、能引导他人所认可的价值、能影响他人据以推理的能力,谁就能掌握他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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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和价值不能割裂开看。一方面价值的形成和所接触的事实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所形成的价值又会影响对所接触的事实的选择。毋庸置疑,人凭个人的力量仅能认识他周围的事物;如果他想获得关于世界更为普遍的认识,则他必须依赖于他人。学校便是一个系统性地提供知识的场所。 

除了学校之外,书籍、媒体也是获得事实和价值判断的重要渠道。问题是,在一个娱乐方式越来越多,闲暇时间越来越少,电子产品可获得性越来越高的时代,书籍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其消亡是肉眼可见的。人类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们获取事实和价值判断的主要渠道。

在旧文《对西方媒体的东方主义想象》发出之后,曾经有读者在后台留言说,如今中国出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对西方的了解自然会越发全面。初见之下,非常有道理,然而却与生活经验相悖。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发现,除非特别善于社交者,大部分中国学生主要还是混中国学生的圈子。同样地,即使身在国外,大家也是从朋友圈、知乎、微博来获取信息,而基本不会去看当地的媒体。国内的社交生活方式借由各类社交软件,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国外。你的肉身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社交网络的囚笼永远束缚着你,让你和原来的人打交道,从熟悉的渠道获取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籍的 censure 是比自媒体的 censure 要松的。因为出版书籍是个很慢的过程,大家可以慢慢地审,因此许多看似敏感的题材(如政治理论的学术探讨)实际上是可以被付诸印刷的;而发布推送和转发推送、直播和观看直播都是很快的过程,这就要求必须采取迅速的手段,即用关键词,一旦发现 des mots sensibles 便先做删除处理,宁可错杀不能放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篇内容为 Communist Manifesto 的推送会被删除,而老师们在直播间讲课会被屏蔽的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自媒体的发挥空间其实更加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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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新制定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登上舞台。按照该《办法》,要「防范错误政治观点和思潮的影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行政治审核,重点审核教材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标准要有机融入教材内容,不能简单化、“两张皮”;政治上有错误的教材不能通过。选文篇目内容消极、导向不正确的,选文作者历史评价或社会形象负面的、有重大争议的,必须更换。相应地,「选用的教材必须是经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版本,擅自更改内容的教材不得选用」,同时「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普通高中选用境外教材,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4] 

明天即将生效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则说要鼓励「(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优秀道德文化和时代精神,充分展现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精神风貌的;(五)有效回应社会关切,解疑释惑,析事明理,有助于引导群众形成共识的;(六)有助于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内容(第五条);同时要抵制「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的内容(第六条)。[5]

我就比较好奇,如果通过造谣的方式来实现第五条里所提倡的精神,则显然没有造成「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效果,因此也就不应该被抵制防范,或许还应当被鼓励。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辟谣」,岂不是反而有碍第五条所倡精神的实现?我想起先前青年大院之前那篇《澳洲大火》以及新闻实验室那篇反驳文章各自的下场:丧事当喜事办的,则官媒转载,赚足流量;指责其丧事当喜事办的,则违反法律,限制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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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推理能力不是天生就具有的,要不然也没必要专门开设逻辑学这个学科。遗憾的是,我国基础教育当中和推理论证相关的既少又散,凭我记忆,仅能想起自然科学上的「控制变量」,数学课上的集合论和作文课上的四种论证手法(举例、比喻、对比、引证)。这四种论证手法是不是总能制造出有效的论证,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种逻辑学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很多人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认为自己具有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从未得到过这方面系统的训练。「解剖室」这个栏目里就放了几篇当时引起广泛「共鸣」但是论证却稀里糊涂的文章。

我们说,即便一个人掌握了抽象的逻辑教条,也不足以让他形成正确的判断。亚里士多德说知识分为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和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可以通过教学习得,而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只能通过经验获取。[6] 对应到他的古典逻辑学上,便是大前提和小前提之分。[7] 即使一个人通过阅读掌握了大前提和形式逻辑,离开了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和从中获得的经验,他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公共事务上,如前所述,媒体无疑是我们具体知识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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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理论水平比较低,也比较矛盾。一方面我不相信宏大叙事,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要符合某种模式、经历几个阶段;另一方面却又被奥威尔的世界所说服,觉得人类历史极有可能以那种方式终结,尤其考虑到书中所预言的一项项技术进步正不断(甚至是超越作者期待地)被实现。如果那本书中书《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言非虚(我确实缺少政治科学的相关知识来做出判断),那么 totalitarisme 就是一条不归路。起先,它可能是实现「更大的善」的手段;问题在于,这个「善」实现之后,甚至在这个「善」实现之前,totalitarisme 本身会不会变成目的,永远维持下去?

按乐观的说法那就是 sic semper tyrannis [8],但我对这种教条式的格言总是持怀疑态度的。前面提到,那本托名戈尔施坦因的书里列举了统治者丧失权力的四种方式(外部征服、群众反抗、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统治者自身放弃权力)。其实在奥威尔的年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群众的反抗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实力差距实在太过悬殊。恐怕这也是布莱希特在面对敌人的坦克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驾驶员「会思想」上的原因。无独有偶,戈尔施坦因在排除了前两个因素之后,马上便说,其实剩下两个问题都是教育问题(the problem is educational)。只要让大家正确地思想,干掉错误地思想的人,小说中的三个国家就能千秋万代,totalitarisme 就永远不可能被打破,人类的历史就会永远定格在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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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9]

杨朱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大哭道:「在这里走错一小步,醒悟时已身处千里之外的歧途了啊!」

[0]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佚名:神游节,《顿沃档案集》,梅里特印刷公司为自然科学院汇编。

[2] 《郁离子·鲁班第二·德胜》曰:「称诸侯之德无以加焉,虽假而愈不能,故圣人有所取也。」便是说圣人知道诸侯的仁义道德都是假借仁义之名,但是总比根本不提仁义道德的人要好。故有言「诚胜假,假胜无」。

[3] 《资治通鉴·周纪·周纪一》曰:「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在司马光看来,三晋僭越称诸侯是事实,但不足称道;而周天子予这种事实以正当性,那就是真正的礼崩乐坏了。

[4] 参见《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等

[5] 参见《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等

[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一,第一章

[7]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卷七,第三章

[8] 拉丁文谚语,意为「Thus always to tyrants.」据某种浪漫的文学想象称,布鲁图斯刺杀凯撒的时候喊的就是这句话

[9] 《荀子·王霸》。杨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主张「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