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受的刺激越多,产生反应的阈值越高。我觉得此言不虚。五个月前,我还是一个看到恰爱国烂钱的文章就会情绪激动血压飙升的青年,恨不得打开电脑立刻写一篇文章反驳;五个月后,再看到这类文章时,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把手指移动到左上角,眼不见心不烦。

如果这篇《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牛逼!》(下称《大火》)仅仅是在朋友圈刷屏,那么便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听到有一种声音说这篇文章是智商筛选器,看到列表里有转发的人就得赶紧删好友。这未免反应太激烈了。

一来这篇文章情绪很强,打的又是爱国牌,自然能唤起不少共鸣;二来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否可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给出的事实是否真实,而像我这种网上冲浪只图娱乐的人,自然不会花心思去对文章里提到的(或没提到的)事实逐一核查。人们看到一篇能唤起共鸣、又没有明显事实错误的文章,转到朋友圈里是很正常的事。因为我们不能把核查事实的义务课在读者身上,那么读者转发的内容(与事实有关的部分)在后来被证明为不实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后见地指责读者「蠢」。

然而生活总是可以给你带来惊喜。这篇文章刷屏之后,很快被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转载。「说什么」固然重要,「谁来说」却更加重要。一个是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官媒,一个是在青年中有影响力的组织,它们的官微转发这样一篇文章,不仅扩大了其流传范围,更是在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背书。即使有人争辩说平台转发不代表认同它的观点,也不能否认它客观上会给人们造成一种「背书」的印象的事实。

没有人是全知的全在的,不可能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在场 。因此我们把获取信息的任务托付给正规媒体,用新闻伦理约束他们,确保他们给我们提供真实的信息。如果它们滥用人们的信任,摆脱伦理的束缚,那这个社会就如同瞎了眼一样,只能生活在流言与谎言中。

官微的编辑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也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所管理的平台的影响力。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力,使得它们和普通读者区分开来:这些平台作为人们心中「可靠」的信息来源,对于自己所发布的信息有义务进行核实。 很遗憾,这篇文章被各大官微转载,说明要么是某些编辑媒体素养不过关,要么是有某种「大义」值得他们放弃新闻伦理这种「小义」。

唱赞歌者拿着爱国的通行证行走四方,试图还原历史的人却被束缚手脚。在《大火》一文发出来不久,新闻实验室、为你写一个故事等公众号很快便撰文驳斥该文提出来的观点,补充了更多被其省略、歪曲的历史事实。如果说新闻伦理不能克服媒体立场带来的天然倾向性,那么多家媒体的不同视角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补救。奇妙的是,这些提出不同声音的文章却因为各种理由被删除或限制转发。

这可就不单单是一个两个民间自媒体故意恰烂钱的问题了。官方的态度从原来的默许变成了现在的鼓励。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只要我的主旨是爱国,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编,因为官方会给我背书,平台会帮我处理反对我的声音。这两者的叠加,反而使得恰烂钱的公众号获得了公信力。「瞧,人民日报都转了我们的文章,怎么会有错呢?你看,反对我们的人都被删帖了。如果他们说的话没有错,他们为什么会被删帖呢?」我们看到,在包括《大火》在内的一些列爱国爆款文章的背后,都是专业的营销团队。在这么好的经营环境下,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资本涌入这个市场,做起爱国的生意。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爱国民族资产阶级罢。

如此一来,官微透支自己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促进了偏见的传播;营销团队从这些偏见的传播中赚得盆满钵满;异见者在不公平的竞争中失去影响力;而读者则无辜地相信了一堆虚假的叙事,并基于这些虚假的叙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不过,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毕竟原有的新闻伦理是西方传来的、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虚伪的伦理准则;迈入新时代之后,媒体工作者有了新的指导原则,媒体工作实践自然也要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风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