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不信谣不传谣？也谈「反转」与「理性」

从不做蠢事的人，也永远不会有任何聪明之举。 

——路德维希·冯·维特根斯坦

为防止有人把这篇文章曲解为“传谣万岁”，我在这里强调下。知假传假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构成犯罪。但是在信息真伪未确定的情况下，根据现有材料形成合理信念是无可厚非的。

要说这年头我最害怕看见的一个词，非“理性”莫属了。每当有什么社会新闻在朋友圈被大肆转发，后面往往会跟着一个“反转”，揭示一些新事实、得出一些新结论，教那些先转发的人羞愧得无地自容，仿佛自己轻率的转发行为让自己成为了“网络暴民”。随之而来的便是“理性”的呼声，什么不信谣不传谣啦，博人眼球啦，媒体报道不能信啦，做新时代独立思考的网民啦。这种呼声看似正确无比，实则非但不可能实现，反而贻害无穷。

这倒不是说理性本身有什么问题。运用理智的能力，经过审慎思考，以推理的方式，得出合理的结论，这种被称为“理性”的能力无疑是过去几百年间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转发社会新闻的这种情况中，什么样的行为应当被评价为“不理性”的，与之对应的镜像问题则是，什么样的行为应当被评价为是“理性”的。

有人认为，我们读者躲在屏幕后面，看不到完整的事件经过，仅凭媒体的只言片语便得出结论，显然是不理性的。若是按照他们的标准，读者天然不可能像一线工作者一样接触到一手材料，那便不能转发任何文章，不能发表任何评论，唯有自绝于互联网世界才能真正做到“理性”了罢。即便是一线工作者，囿于其能力与精力，亦不可全知全能地认识事件全貌，有论者所谓“看到完整的图景后再发表评论”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在此提出另一个标准：根据现有的事实材料，形成了“合理信念”，便不可被斥为“不理性”。

人能否形成“正确信念”，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从David Hume到Richard Rotty，有关的哲学争论便一直没停过。相比之下，人能否形成“合理信念”的争议便小了很多：即使持认识相对主义观点的人也承认，如果接受了某种认识系统，则在该系统内，可以形成合理信念。本文无意进行艰深的哲学探讨，在此仅下一个简洁的定义：如果某一信念是有理由证成(justified)的，则该信念是合理的。

合理信念显然是可错的。从今天眼光看，哥白尼的日心说显然是错误的，但没有人会指责哥白尼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理性”的。由此可见，理性对当代读者所要求的，并非是“要么正确，要么闭嘴”的行动准则。除非有些信息假到了显而易见的程度，否则读者没有能力也没有责任去判断信息的真伪全缺，这是媒体——内容提供者——应该做的事情。读者只需要在获得材料之后，结合自身经验，按照公认的推理规则得出结论，转发再多也无可厚非。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上面所讨论的，是信息真伪未知的情况。若是知假传假，则有可能构成犯罪。

为什么说有论者这种“理性”的呼声贻害无穷呢？因为一方面，它加剧了人们的政治冷感，使人们面对社会热点问题不愿发声、不敢发声；另一方面，它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使得弱者权利受到侵犯是更难得到救济。

倘若每一次出现什么社会热点，一波转发之后都会迎来“反转”，那么先转发并发表评论的人，不仅要承受被“打脸”的羞耻，还要被后来者扣上“盲从不理性”的帽子。久而久之，则遇事不敢妄议，等着后续反转出来了再说。可是我们知道，没有转发便没有曝光，没有曝光便没有关注，没有关注便没有后续。如果我们人人都谨言慎行，那么等待我们的将不会是事实真相，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忽略与遗忘。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理性”只会把我们带向更深的愚昧。

更可怕的是，如果人人都以“理性”为名而袖手旁观，那么弱者最后的发声渠道也会被堵塞。众所周知，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障。在健全的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之下，大大小小的冲突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外，我国《宪法》也保障了新闻出版的自由，舆论监督得以充分施展。如果一个人在上述渠道中都获得了充分的救济，那么此时网络自媒体便成了绝望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自媒体的传播，有多少官媒充分报道的事件将永不见天日，有多少人会在盛世的车轮下幸福生活。谁又能确保，不会有哪一天，一觉醒来，自己变成了推送中的人呢？